记忆中的罗章龙先生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5-03-19   浏览次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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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罗章龙先生

1953年全国高教院系调整时,罗章龙先生所在的湖南大学经济系并入中南财经学院,他本人在财院图书馆工作。

罗章龙先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党员,青年时曾被毛泽东称之为“三个半朋友”中的一个,是湖南新民学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并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对这样一位有着非凡革命经历的老前辈,我能与他相识,并有一段交往实属难得。但由于当时我的年龄太小,许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失大都忘却了,可仍残留了一些片段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

“他是毛主席的朋友”

1962年底,我家从校西区搬迁到校外东区,从过去住平房变更到住楼房,当时的心情特别高兴。外东区宿舍与校园着隔一条马路,在蛇山脚下有两栋建于50年代初期的楼房。楼高三层,楼房的建筑很特别,卧房与厨房、卫生间不在一个层面上。由于全楼的厨房都建在北面,因而在高出三楼卧房的北面就形成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大晒台。而要从一楼上二、三楼,则必须走公用台阶从各家厨房前通过。

我家住二楼,老先生住三楼。刚搬来不久,我就发现每到上下班的时候,总有一个个子不高(大约1.62米),满头白发,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老人从我家厨房门前走过。他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上下楼时步履稳健,与他人在楼梯道相遇时总是面带微笑,点头致意,客气谦让,彬彬有礼。

当时学校附小设在校园内,为了过马路的安全,母亲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有一次过马路时与这位老先生不期而遇,都在路旁等汽车过去。母亲上前与他打招呼“罗先生,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老先生面带微笑回应着。母亲赶紧拉着我的手说:“叫罗爷爷好!”这时我才知道他姓“罗”。老先生摸着我的头问:“小朋友,上几年级了?”“一年级”。他点了点头,连声说:“好!好!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此,我们俩就算认识了,他每次见到我,叫我“小朋友”,而我则叫他“罗爷爷”。

一天放学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住在一楼李教授的小女儿(华师一附中的学生),她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住三楼的罗爷爷过去跟毛主席是朋友呢!”“真的!”我听了十分惊讶,完全无法将他(一个小老头)与毛主席联系起来。李姐姐则肯定说:“你要是不信,回去问你妈妈。”由于母亲的回答摸棱两可,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当他的面问清楚。

那时侯小孩子们的玩法即简陋又老土,无非就是一群人在地上弹玻璃球、滚铁环、扔沙包或者放自己糊的风筝。一天下午,我学着那些大孩子从晒台上攀到屋顶放风筝。当风筝飞起来后,便得意洋洋地坐在屋顶尖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也来到了晒台上,见我坐在屋顶放风筝,便大声喊我下来。我本不想理他,但又怕他向父母告状,加之还有事情要问他,于是极不情愿地收回风筝,从屋顶翻了下来。

“小朋友,以后可千万不要再上屋顶放风筝了。一来危险,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二来容易踩碎屋瓦,下雨就会漏的”老先生操着尖细的湖南话对我说。

我应付地点了点头,“知道了。”随后,便问道:“罗爷爷,听一楼的姐姐说,你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这是真的吗?”

老先生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是罗!”

“那太好了!”当时我刚担任班少先队小队长,总想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给大家露一手。李姐姐的话得到了证实后,我便想到请老先生给班小队讲讲毛主席的故事,这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小队活动吗。

“罗爷爷,既然你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毛主席的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班少先队员讲一讲毛主席的故事?”

老先生听我这么一说,沉默了好一会,最后总算点头同意了。

我们班有30多人,由于刚刚组建少先队不久,整个小队也就七、八个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上完课后,我带着同学来到我家三楼晒台上,听老先生给我们讲毛主席的故事。老先生从怎么认识毛主席讲起,一直讲到他以后又在北京大学与毛主席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事情。虽然天色早已黑了,但同学们都听的十分入神。最后,还是老先生打住了话题,说时间很晚了,大家都要回去吃饭了,以后再跟同学们讲。

请老先生给我们讲毛主席故事一事,后来在学校传开了。当时我很得意,以为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哪曾想,两天以后,班主任对我说,以后不允许我再组织这样的活动。要是不听话,就不让我担任小队长了。至于为什么?班主任没有讲,我也不敢问,但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结。

有一次路遇老先生,老先生问我,什么时候再带同学来听他讲毛主席的故事。我吱吱唔唔地说现在没时间,以后有时间再来。此后,老先生就没有再提此事。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心中的结才算解开了。老先生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这不假!但是,老先生曾有一段十分尴尬的历史。在当时的极左年代,这段尴尬的历史就成了他的污点,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总之只要他开口讲话,就是在放毒。我请他讲毛主席的故事,本应是好事,但在有些人看来,他是在毒害青少年,是在夸赞自己,为自己涂脂抹粉,当然就不允许我组织同学再去了。现在回想此事,真是可悲也!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切都乱套了。刚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玩,当红卫兵破“四旧”砸尼姑庵“龙华寺”的泥菩萨时(“龙华寺”离外东区有100米远),我还跑去看热闹。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当附小的一位女老师自杀后(她的孩子与我同班),就越来越感到不好玩了。学校这时也停课了,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就呆在家里用石膏粉做毛主席像,或是养鸡喂鸽子。

老先生这时也不去校图书馆上班了,而且很少下楼,整天呆在房间里不是看书,就是伏案写材料,有时也去晒台上走走,或是搬把藤椅坐在那里,紧锁着眉宇,久久地望着对面的蛇山沉默不语。遇见我时,他还主动地向我打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也就在这时,我听同院的大孩子说,老先生历史上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是叛徒。他过去叫“罗章龙”,现在改名叫“罗仲言”了。听了此话,我对老先生过去的好感顿时消失了,反而觉得老先生是个坏人。但随后发生的事,使我改变了这些看法。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时,家里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翻箱倒柜,进行抄家。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到,红卫兵拿着抄出来的几封潘梓年写给父亲的信,对他进行责问:“大叛徒潘梓年为什么要给你写信?你和他之间是什么关系?”

“潘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通信是向他请教几个哲学问题。”父亲不卑不亢地回答。

红卫兵狂叫道:“什么潘老,潘老的,他是一个大叛徒!你也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潘梓年是谁?真是大叛徒吗?我不敢问父亲,但却牢牢地记住了“潘梓年”这三个字。

没过几天,老先生也遭遇到了此事。一群红卫兵不仅抄了他的家,而且还把他拖到楼下进行残酷批斗。我站在二楼窗户前,看着楼下一大群激愤的人们将老先生包围在中间,不时地被人推来搡去。此时已是深秋,他仅穿了一件薄毛衣,弯着腰,低着头,浑身颤栗,一头白发显得是那么的凄凉。在震耳欲聋的批判和口号声中,他犹如一片树叶在波涛中沉浮。

我从批判和狂呼的口号声中,知道了他的全部“罪行”。1、反对毛主席;2、分裂党中央;3、叛变革命;4、暴露党组织,将党员名单印成传单撒。

老先生病了,而且病的很重,一连数月没有出门,也没去晒台晒太阳。他的老伴张奶奶经常到校医院给他拿药。幸亏老先生只经历了仅有的一次批斗,若再有两次,只怕连老命也保不住了。后来听说他给毛主席写了求救信,中央传来指示不让再批斗了(按“文革”的说法,他是只“死老虎”而已),说他是宝贵的活资料。再后来,有不少人前来找他进行外调,写证明材料。我就遇见过好几次外调人员向我打听老先生是否住在这里。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写检查、打扫校园卫生,母亲也必须参加单位里的运动。而我这时也就彻底“解放了”,自由了,没人再管了。于是,就养了一群鸽子,只要天气晴好,就翻上楼顶放鸽子,躺在瓦上,看着天空中翱翔的一群精灵,沉浸在一种虚幻的享受中。

一天中午,和风丽日,象往常一样把鸽子喂饱后,就赶它们飞上了天,我躺在瓦上,看着它们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看着看着也就睡着了,等醒过来时才发现,鸽子早已回笼了。于是,起身从楼顶上下来,正准备扶着沟沿往下翻时,突然听见晒台上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对我说:“小朋友,千万当心,沟沿已经锈了,不可用力过猛,当心摔着。”我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也来到了晒台,坐在藤椅里,盖着毯子晒太阳。

看着老先生紧张的神情,我摆了摆手,说了一句“没事”,便一翻身,按住沟沿跳了下来。随后,我走近老先生跟前问道:“罗爷爷,你病好了?”他笑了笑,没有说话。这时,我想起了他的“罪行”,又口无遮拦地问道:“罗爷爷,他们说你反对毛主席,出卖党的机密,是大叛徒,这是真的吗?”

老先生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其表情十分痛苦,最后用一种愤怒地声音,沙哑地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不是叛徒,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他们这是污蔑!我反对的是王明一伙人。”

王明是何许人也?我当时不知道,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反对王明?老先生见我不懂他的话,苦笑地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小朋友,你还小,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说完,他两眼望着蓝天,自言自语道:“世界上的事情,白的说不黑,黑的也变不白,由后人去评说吧。”

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了潘梓年,于是又问道:“罗爷爷,你认识潘梓年这个人吗?我父亲与他通信,造反派也说他是大叛徒。”

“又是污蔑!”老先生气愤地说:“我认识他,他过去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好人,共产党员。你父亲与他通信有什么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朋友,听爷爷说,不要相信这些话。”

此时此刻,听了老先生这番话,真比三伏天喝汽水还舒服。这说明,我父亲是好人,潘梓年是好人,那么老先生也应该是好人。由于父亲整天在挨批斗,听老先生这么一说,我当时在精神上确实得到了一种解脱。

五音不全地唱着“东方红”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造神运动,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又突然兴起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等荒唐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在学校里搞,回到家里也搞,人人上阵,不分男女老幼,因为这是表现对伟大领袖的态度和忠诚的严肃问题。

清晨6点半,几声尖啸的哨音把整个门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全都召唤到狭窄的门栋走道上,人人拿着“语录本”,面对毛泽东、林彪的画像,先唱“东方红”,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后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完后,就有人领着大家读几条“毛主席语录”,才算完事。晚上7点钟再重复一遍,一天的表忠心到此结束。就这样,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使人搞的特别腻烦。当时,在学校参加这种敬祝仪式是没办法,若逃避参加,轻者受批判,重者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回到家里,只要父亲不在,我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尽量逃避。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几声凄厉的哨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知道又该起床参加敬祝仪式了。本不想参加,但被父亲硬从床上叫起,逼着我一定要参加。无奈之下,只好去参加敬祝仪式。当我走出房间时,看见老先生吃力的,颤颤巍巍地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从三楼往下挪。自从兴起这种敬祝仪式后,老先生从不遗漏,而且每次还衣冠整齐,象是去朝圣一般。往常参加敬祝仪式,都是由张奶奶扶他下楼,今天张奶奶怎么没来?

看他下楼十分吃力的样子,我赶忙上前搀扶他一把,并问道:“张奶奶怎么没来?”

“她病了,起不了床。”老先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回答道。

“罗爷爷你也是的,身体又不好,干吗每次都要去参加。”

老先生一脸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毛主席对革命有大功劳,我祝愿他长寿。”

站在老先生的身旁,看着他那十分虔诚的神态,听着那五音不全,走调变形唱出的“东方红”,我心里十分纳闷,也搞不懂,老先生到底是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者?

1971年10月下旬,学校公开传达“林彪反革命事件”时,我已是初三学生了,对党内斗争的事情也了解不少。在讨论毛泽东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时,我对身旁两个同学说,第三次路线斗争头子罗章龙我认识,就住在我家楼上。他们俩人不相信,非要我带他们去见识见识。放学后,我带他俩去了我家三楼晒台,等着见老先生。往常只要天气晴好,老先生总是在晒台上坐着藤椅面对蛇山沉思。然而今天,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同学说我吹牛,悻悻而去。

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时,在路上遇见了张奶奶,问老先生昨天下午怎么没出来活动?张奶奶告诉我说,老先生病了,发高烧,在床上已躺了三天了。不知怎地,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就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放学后拿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两斤苹果,上楼去看老先生。

老先生的卧室,文革前我还时常去,以后就没进去过。当我敲门进去后才发现,房间被厚窗帘掩饰的很暗,桌上、茶几上堆了不少书,显得十分凌乱,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老先生盖着被子,半靠在床上,两眼望着房顶发呆。张奶奶走近床边告诉他我来看他时,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无力地,嘶哑着嗓音叫我过去,坐在床头。

“小朋友,谢谢你来看我。”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来紧紧地攥住我的双手,颤抖而又凄凉地说:“我不行了,我这次要走了。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一阵剧烈的咳嗽终止了他的说话。

这次来看老先生,我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举动,也可能是鬼使神差吧。总之,见到老先生这般激动,我也竟被感动了,一再安慰他说:“罗爷爷,你不会有事的,感冒发烧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不,这次不一样,我要走了。”他说完便吩咐张奶奶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并拿笔在照片后面,颤抖地写下了“赠小朋友——罗仲言”。

从老先生房间出来后,我突然对他的一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身上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使我很难将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在岳麓山下“挥斥方遒”的他,与病榻上的他联系起来。想当年,他是多么的豪迈,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还专门为他赴日留学写诗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而现在,他竟变成了一个萎萎缩缩,卑屈恭谦,小心谨慎的人。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在他的内心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人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学校早在1970年底就被撤消了,全校教职工被陆陆续续谴往农村和干校接受改造。父母也做好了被发配农村改造的准备。哪曾想,到了1971年下半年,省里说学校还要继续办,需要留下一些人办学,父母就这样留了下来。

但是,外东区的房子住不成了,因为省报和省歌舞团进驻了学校,而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了我家住的二楼房间。于是,我家和谭教授一家被逼迫搬迁到校内的平房。从此,我就再没见过老先生。至于老先生赠送给我的照片,也因多次搬家给丢失了。

许多年过去了,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在我的脑海里,对老先生最后离世前,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先生毕竟是建党的功臣,为革命做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