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情怀似昔时—记湖北大学附属红领巾小学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5-03-26   浏览次数:31

编者按:翻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史,不曾记载历史上所创办的附属小学。而这所附属小学不仅在当时颇有名气,校名也十分引人瞩目——“红领巾小学”。附属小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在“文革”中,随着湖北大学被撤销,附属小学也从人们视野中黯然消逝,惋惜,痛哉!毛青原先生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在经过两年多的追踪访谈,用充满激情的手笔还原了这段封尘了40年多的历史,填补了我校校史上的空白。


毛青原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慢慢吟诵,梦见你当年的双眼 ,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

威廉·勃特勒·叶芝

 

引 言

 当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追求生活安宁和平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时候,过去的时尚已成为旧习,当初的美丽却依旧保存着经典。人老多情,看着一代代人在岁月中驻足、成长、离别、留念,从蓬头稚子到黄发垂髫,我更加怀念逝去的童年。

 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子们,对坐落在蛇山南坡脚下,东西毗邻大东门和首义广场的老校区极为陌生,因为他们的青春故事都发生在南湖之畔,却不在“思园”之中。而这种陌生的感觉也同样在许多老教工子女身上发酵着,虽然见证童年往事的一砖一瓦正逐一在风雨中消失,但记忆却犹如刀劈斧砍,深深地凝固在脑海之中。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红领巾小学”——这个带有时代特征名号的启蒙学堂,呵护着一代人成长,培育着一代人心灵,使他们完成了最初的学业,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广阔的天地。学堂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12年,但在这代人的心目中却是那么的神圣和典雅,因为您给予了智慧和力量,使一群黄口乳儿摆脱了蒙昧,步入了科学文化的殿堂。

 多年以前,笔者就想搜集一些资料,以虔诚之心来书写“红领巾小学”的诞生与消逝。但由于工作和生活中的烦事缠身,一直静不下心来,一拖再拖,直到现在,当许多见证者人已不在世,学子们大都两鬓白发,且又分散在五湖四海,这才下定决心来完成此事。虽说在时间上晚了一点,但仍可慰藉心灵,借以表达学子的怀念之情。

一、建校历史背景

 “红领巾小学”既然是湖北大学的附属小学,那么,学校的诞生与消逝跟这所大学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当这所大学在“文革”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之时,附属小学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最后以曲终人散的结局,留下了惋惜的悲怆和难以释怀的眷念。

 1948年7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原局决定,在中原地区创办一所革命大学,为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培养储备各类急需人才。为此,陈毅元帅亲任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校长,著名哲学家潘梓年任副校长,中原大学由此诞生,成为尔后湖北大学由来的历史源头。

 1949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原局决定,中原大学由河南开封南迁武汉。在此前后,中原大学有了快速发展,先后成立了文艺学院、教育学院、财经学院、政治学院,成为华中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所革命大学。其后,中原大学的文艺学院、教育学院根据建国初期整顿高等教育的需要先后分离出去,与武汉地区其他私立院校合并,共同组建成新的大学。中原大学在保留了财经学院和政法学院后,继续为华中和中南地区培养财经政法专业干部。

 1953年初,在全国高等院校第一次院系大调整的安排下,中原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撤销,但财经、政法两个学院在汇集了中南五省财经、政法师资力量后,分别组建成独立的中南财经学院(隶属于教部)和中南政法学院(隶属于司法部),向正规化、学术化方向发展。

 1958年,全国高等院校在大跃进运动中又一次进行了院系调整,在简政放权,兴办综合类大学的思想指导下,许多原本部属高校下放给了地方管理。于是,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由当时的部属院校下放给了湖北省,并与中南政法干校、武汉大学法律系共同组建成新的“湖北大学”。

 通过两次院系调整,新组建的湖北大学不仅增强了师资力量,提升了教学科研水平,而且就当时的经济和政法学科专业水平来讲,也是享誉中南,在全国颇具名声。但与此同时,随着学校的发展壮大,教职人员大量增多,其子女上学问题便成为了安定人心的重大问题。此问题若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教职员工的思想情绪,这对学校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实,如果不考虑上学距离,家长们更愿意让孩子上实验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后更名阅马场小学),该校是武昌区最好的小学之一,且要经过面试考核才能录取。但即使面试合格,实验师范附小也不愿接收我校教工子女,因为该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十分有限,无法满足猛增的大量学生。

 如果就近入学,家长们多数愿意将孩子送往学校东边,地处大东门的武昌区第三小学(后更名大东门小学),或者学校西边的首义路小学(原武昌城东南角火官庙小学,后搬迁首义路)读书。然而,武昌区第三小学地处大东门中山路与熊廷弼路(后更名,武珞路)十字路口东北侧,长春观藏经阁的出口处,孩子上下学不仅要过两道马路,还要经过较为狭窄的铁路跨线桥(50年代桥的东面属于市郊),人身安全令人担忧。

 关于湖北大学附属小学创办初衷,在大学教职员工中有两种说法。

 其一,在这批教工子弟乃至尔后陆续进入学龄段的子弟当中,有学校领导、中层干部、教授、讲师的孩子不少,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方便学校教工子弟就近读书,创办一所附属子弟小学势在必行。

 其二,在此之前,学校曾与实验师范附小进行过联系。实验师范附小认为接收我校子弟上学是可以的,但鉴于目前师资和教学设施有限,需要学校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否则无法接收大批学生。为此,学校领导考虑,与其支持他人办学,不如自己创办附小,彻底解决教职工子女上学问题。

 诚然,上述说法有可能是附属小学创办的初衷,但最终促成附属小学成立却是当年的“大跃进”运动。严格地说,湖北大学诞生是“大跃进”的产物。在那个火红年代,在“超英赶美”号召下,人们没有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就连人民日报都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况且在“粮食亩产20万斤”的捷报面前,要成立一所附属小学,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且看湖北大学成立后,在专业学科设置方面,不也是有着敢想敢干的宏伟构想,先后成立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甚至还开办了数个校办工厂,建立小高炉,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

 所以,在湖北大学成立之前,即使中南财经学院有集附小、附中和大学为一体的发展构想,但在“大跃进”的年代,特别是两院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北大学后,成立附属小学的构想得以迅速实现,并于当年8月下旬开始招收学生,9月1日开学上课。

 

二、辛勤耕耘结硕果

 1964年初夏,作为“红领巾小学”首届毕业生,笔者高兴地拿着毕业证从小学升入初中。然而,就在这一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南朝鲜“四·一九”起义推翻了李承晚傀儡政权;南非的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77国集团成立;美国侵越战争开始升级;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而在国内,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势头不断高涨,反修防修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当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越发严峻。

 尽管如此,但这一切还尚未波及到小升初的考试教育,当时社会上对于小升初考试是非常重视的,如同现今高考一般,因为那时能参加高考的人数极少,绝大多数人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于是,对于个人来讲,小学毕业能考上省市重点中学,就意味着将来能有一份工作或有更好更大的发展前途。对于学校来讲,小升初入学率和重点中学录取率,是衡量一所小学教育质量、教育效果好差的重要指标。故此,小升初考试牵动着社会上许多家长和学生们的心,并决定了许多人未来的发展前途。

 小升初考试成绩出来后,“红领巾小学”沸腾了,学生、老师、家长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真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此次小升初考试中,附小首届毕业生29人中,除少数人被一般中学录取外,绝大多数人考取了省市重点中学,可以说升学率达到了100%,省市重点中学录取率达到了90%,其斐然成绩引发了武汉市小学教育界的震动,“红领巾小学”由此名声鹊起,跻身于一类小学的行列中。

 “红领巾小学”之所以能在首届毕业生小升初考试中取得如此骄人的升学率和重点中学录取率,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大学领导高度重视,在师资配备和教学设施方面给予了强力支持。办学的关键在于师资,在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爱岗敬业的精神。“红领巾小学”从无到有,其师资来源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汇集。

 一是从大学里抽调一些干部教师来附小工作和任教。这些干部教师分为三种类型。一类,参加革命前曾就读师范院校,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二类,此前曾从事过小学教学,后随夫妻关系调入学校;三类,大学现任专职教师。

 二是通过有关人员的推荐,面向全市广泛招揽人才,充实教师队伍。

 三是联系地方教育部门,挑选优秀中师毕业生来校任教,对他们委以重任,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使之尽快成为教学骨干。

 通过上述三个渠道,逐步解决了附小的师资问题,使每个年级的教学活动都能正常进行。不仅如此,大学领导为了附小教职人员能安心工作,积极投身于教学之中,在生活待遇方面也给予了充分照顾,使其享受大学教职人员的福利。

 与此同时,大学领导对于附小所需的教学设施也给予了充分满足,甚至将大学教学楼腾出给附小使用。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高年级学生所使用的课桌椅与大学生一样,且冬天配有火炉,夏天配有电扇;附属小学不仅设有专门的实验室、图书室,还可以随时借用大学的大礼堂和大操场使用。不可否认,这样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也显得颇为豪华。由此可见,大学领导对附属小学的关爱和呵护之情。

 其次,教师的敬业精神与大学办学风格的影响。湖北大学前身是一所革命大学,其办学风格体现了“学以致用,活泼创新”。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在经济领域的许多学科方面开创了先例,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而革命大学的校风学风也与过去旧大学的校风学风有所不同,更多地表现在人文关怀和敬业精神上。“红领巾小学”既然是大学的附属小学,又置身于大学校园之中,必然深受其办学风格的影响。

 在提升整体教学水平方面,附小领导可谓煞费苦心,竭尽全力,并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不断寻求自身进步和发展。时任教导主任汪守权老师是从其他重点小学引进来的人才。汪老师到任后,借用之前的“老关系”,迅速打开了附小与市区重点小学之间的教学互动。经他多方联系沟通,附小老师到市区重点小学观摩学习,同时还将重点小学骨干教师请来听课给予指导。这种教学互动的结果,既开阔了教师们的教学视野,收获了教学经验和方法,同时也提升了老师的业务水平,明确了努力方向。

 在治学从严方面,附小老师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循循善诱,耳提面命。在首届学生升入高年级后,语文课教学由大学汉语教研室选派的刘鹤云老师担任。大学老师教小学生,这在当时的市区小学是绝无仅有事。刘老师不仅知识渊博,汉语功底扎实,而且还能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对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堪称我们的良师。

 笔者考上中学后,语文老师为了解学生在小学的学习情况,曾专门借阅本人作文本查看。只见在一篇作文的右边眉批栏上,前后竟有十五处工整的眉批,将错字、错词、错句逐一指出,并标识正确的用法和出处。他看后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有如此认真负责,又具有高水平的老师教你们,成绩怎能上不去?!

 在敬业爱岗方面,附小老师充分展现了恪尽职守的精神和躬身为教的风范。据罗玉华和严顺珍两位教师回忆,她们中师毕业分配到“红领巾小学”任教之后,一直按照大学生的作息时间来调整课后工作与生活节奏, 晚上熄灯铃响后,她们才从办公室回到宿舍,有时甚至通宵忙于备课或批改学生作业,困倦了便伏在书桌上睡,直到大学起床铃响起才被惊醒。

 魏秀琼老师在首届学生班任教三年数学,她的教授方法和教学效果,却得到了外校听课老师和学生家长的一致肯定,成为武昌区小学校中最年轻的优秀数学老师。

 在追求教学质量和效果方面,附小老师做到了殚精竭虑,认真教学,追求卓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开始推广现代汉语拼音教学,当年附小首届学生秋季开学升入三年级,赶上了接受现代汉语拼音教育的头班车。为保证现代汉语拼音的教学质量,大学汉语教研室特选派虞师老师前来代课,同时还兼任培训语文老师汉语拼音的任务。

 许多年过去了,笔者仍清楚地记得虞老师的一堂公开课,其“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老汉说话啰嗦……”抑扬顿挫的普通话朗诵,声情并茂,字正腔圆、不仅打动了现场观摩的老师,也感染了每一位在坐的学生,仿佛置身于朗诵艺术的天地之间。正是在虞老师精心教导下,首届学生高质量地完成了现代汉语拼音学习,为尔后现代汉语深入学习和普通话演说,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上可知,这就是首届毕业生在小升初考试中,之所以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根本原因。在此,我们感谢大学领导和附小的全体教职员,没有您们的热心关爱和呵护,没有您们的精心教导和培育,也就不可能结出丰满枝头的硕果,也就没有我们发展的今天。

三、国之难,学之殇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摧枯拉朽的阵阵革命口号声中,新中国的历史巨轮在此搁浅。而国之难,学之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岂是人们难以预料和想象的痛楚。

 1965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就连蓬头稚子也开始大讲阶级成分,学生的日常表现要与政治挂钩,甚至就连小学毕业能否升入省市重点中学,除考试成绩外,还将受到家庭成分或“政治”评语的影响。

 据了解,在“红领巾小学”第二届毕业生中有位女生,其学习成绩很好、个人表现也十分优秀,曾担任附小的少先队大队长和本班班长职务,但在六年级时,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却莫名地没有了。小升初考试中,她语数两门课的平均成绩95分(满分100分),却依然被重点中学拒之门外。

 无独有偶,他们班还有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却因家长的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以及个人“政治”评语问题,也被排斥在重点中学之外。据另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弟回忆,他小升初考试成绩全市第一,但却没能进入第一志愿的省重点“华师一附中”。原因在于,个人“政治”评语中的表现几乎就是一个“小右派”,若不是考试成绩过硬,连一般市重点学校都进不去。

 回顾往事,不是要谴责附小的哪一位老师,而是在当年“极左”教育路线下,人们只能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痛苦的悲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态势下,天真烂漫的孩子被人为地划分成三六九等,既是时代的不幸和荒谬,也是人们心灵被扭曲的真实写照。

 然而,尽管现实是残酷的,但附小绝大多数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怠慢自己的教学工作,他们依然恪尽职守传授知识,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躬身为教。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内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之时,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所承担的职责。

 1967年,小学统编语文教材被废弃。为了学生们能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不荒废青春少年,附小老师自编语文教材,供学生们使用。据汪守权老师回忆,自编语文教材由刘敏老师负责组织,罗义华、严顺珍等老师参与编写。他们的想法是,所编内容既要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需要,又要让学生从中学到文化知识。

 由于那时印刷纸张十分紧张,汪老师便凭借社会关系,以出版《毛主席语录》读本为借口,在汉阳沌口造纸厂订购了本该印制《毛泽东选集》的纸张。而所编语文教材,主要包括毛主席语录1000条、毛泽东经典文章摘选,带有革命性质的小文章,如延安的故事、延安求学记等,还有雷锋、王杰、欧阳海等时代英雄人物的故事,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少年儿童容易接受的内容。“红领巾小学”自编语文教材,在本校使用不久,便传出院墙之外,并在其他小学流传开来,以致成为武昌区小学语文样板教材。

 据刘祖雄老师回忆,文革初他所带过的那届毕业班,多数学生都有自觉学习的风气。于是,他便结合语文教学内容,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周记”。此要求激发了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有的学生甚至将“周记”擅自改为“日记”,这虽然增加了老师批改的负担,但心里却是高兴的。有位女生在日记里,不仅详细记录了家里的动态、学校发生的大事,而且还针对当时社会某些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其观察问题和语言表达能力已超出同龄人。在小学毕业时,她将自己六年级所写的日记(共六本)赠送给老师作为毕业纪念,以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诲。

四、命运多舛,曲终人散

 1970年,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随着全国备战形势的需要,各高校纷纷被下放农村山区集中进行“斗批改”运动。湖北大学被省革委会划定在荆州漳河地区集中进行“斗批改”,而许多双职工的小学生需要有人照管,于是,大学“革委会”专门选派了一批教职工来照看这些小学生,并成立了住读班,由住读班老师负责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住读班的老师有:黄中秀、辛玉兰、郑在信、罗玉珍、苏焕瑜、陶仙艾、陈德坚、朱萍等,由黄中秀、辛玉兰两位老师具体负责。而附小的老师白天上课,下午放学后则轮流协助住读班老师值班,照看住读班学生。

 当时住读班的学生有90多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睡觉前后要点名,进食堂吃饭、外出活动要排队进行。住读班老师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制,值夜班的老师不能睡觉,与学生们同在一个房间,并随时检查学生就寝的情况。在周日、节假日、寒暑假,只要被允许,他们就带学生在学校附近散步或到蛇山游玩。住读班还配有四名校工,负责给住读学生洗衣服、被子和床单。在住读班老师和校工的精心照看下,这批学生平安无恙地渡过了大半年的集体生活。

 1970年12月,当“都批改”运动结束后,湖北省“革委会”宣布撤销湖北大学。如此一来,“红领巾小学”所依附的办学主体已不存在,附小也就失去了继续办学的资格。1971年初,经过与市区教育机构多方联系后,确定了师生分流方案。

 学生分流如下:

 1、1971年应届毕业生中,六年制学生分配到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读书;五年制学生分配到阅马场中读书(此时小升初入学时间改为春季)。

 2、余下一至四年级300多名学生,分别安排到学校周边的中山路小学、千家街小学和烈火小学继续就读。

 教师分流如下:

 一是部分老师分配到小学继续任教。

 二是分配到中学继续任教或从事管理工作。

 三是与大学教职工有夫妻关系的,随大学教职工分配去向。

 在小学任教的老师有:罗玉华、严顺珍、邵文珠、郭春晓、刘素兰、陈梅英等分配到延安小学(现为中山路小学);李梅清老师分配到千家街小学;李淑媛老师分配到大东门小学;彭启兴老师分配到武昌八铺街小学;朱时婧老师分配到汉口红旗村小学;孟庆余老师分配到汉口大夹街小学。

 在中学任教或从事管理工作的老师有:汪守权老师分配到市第十五中学;刘敏、刘祖雄老师分配到延风二中(现为首义中学),魏秀琼老师分配到市第三十九中;丁乐均老师分配到市第九中学。

 余下的老师有:韩印芳、陈琛,方巽、杨玉英、潘志卿、彭晋渠等,因与大学教职工有夫妻关系,随大学教职工分配去向。

 “红领巾小学”撤消移交工作,由韩印芳校长负责,汪守权教导主任具体承办移交手续。整个移交工作在当年春节前完成,所有老师在春季开学前到新的工作单位报到。据汪守权老师回忆,在移交桌椅板凳时,小学一至四年级两人用绿色桌椅统一移交给市区教育管理部门;五、六年级单人用赭灰色桌椅和教师用的桌椅,属于大学资产,由大学留守处负责接管;其它教学器材和仪器,则由武昌区教育管理部门统一安排,调拨给辖区内小学使用。汪守权老师在负责办理完财产移交手续后,满怀黯然之心告别了已不复存在的“红领巾小学”。

结束语

 “红领巾小学”是我人生学习科学文化的起点,对尔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她给予我开启智慧天门的钥匙,由此获得知识和力量。于是,我怀念她,敬重她,并将她永远珍藏在心中。

 多年前,我就想将珍藏在心中的“红领巾小学”描绘出来,曾经有这么一所小学,她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但却象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天穹,最后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我作为这所小学的首届毕业生,有这个历史责任,以示后人,或反思、或启迪、或什么都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怀念之情。

 两年前,因《思园》杂志邀约,促使我开始有所行动。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当事人都已离世,又没有任何档案资料可查,只能靠大海捞针似的,通过寻觅健在的当事人逐一访谈了解情况。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感谢:戴重远、刘敏、黄洪、潘志卿、郑在信、季作森、汪守权、罗玉华、严顺珍等重要见证者,使我对许多事情获得了不曾知晓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此外,还要感谢王红等校友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文中所有的历史材料中,除了“红领巾小学”最后一处校舍现在还完好地保留着外,其他都是仅凭回忆和口述而就,故而,难免有失真和欠妥之处。好在当年任教或就读于“红领巾小学”的师生大多都还健在,可以补充完善。历史之事,各有春秋推衍,不求异说,但求同知。因此,锱铢必较者不必认真。如本文真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填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史上这一页空白,就是对笔者最大的欣慰。

 

附录一

“红领巾小学”校名来历

“红领巾小学”的校名短促而有力,带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意蕴和标志,忠于共产主义理想,自豪而奔放,它与时代精神相吻合,代表着一代人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思想。

 据原中南财经学院人事处长戴重远前辈回忆,这个经典校名是由原中南财经学院教务长金昌如提出来的。金教务长既是一位教育专家,又是一位老干部,当年正是他积极筹措创办了这所附属小学。

 红领巾小学在筹建期间,其地方教育系统备案的主办单位原是中南财经学院,后因湖北大学成立而变更。作为附属小学,其校名全称应当标明主办单位名称,鉴于“红领巾小学”注册时间正处于湖北大学筹备成立前夕,情况十分特殊,因而直到湖北大学成立后,按照教育系统关于子弟学校的命名要求,将全称正式确定为“湖北大学附属红领巾小学”,校名一直沿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革”开始之后,共青团组织渐渐在红卫兵运动中被湮没,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也被红小兵的臂章所取代,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运动中,最为闪亮的“红领巾”这三个字被悄然取消,代之而为的是“湖北大学附属子弟小学”(简称“湖大附小”),这个陌生的校名一直伴随着小学短暂的历史在亲历者记忆中逐渐模糊……

 

附录二

“红领巾小学”校舍变迁

 当年在大学办公和教学楼舍都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为保证附属小学能顺利办学,大学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三次腾出办公和教学楼舍供附小使用。

 “红领巾小学”第一处校舍(1958.9-1959.7)位于蛇山南麓山脚,原是中南财经学院图书馆。小学搬迁后大学印刷厂迁入此地。2011年前,这栋欧式平房建筑一直与湖北大学正门(现首义校区正门)隔街相望。遗憾的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市政府改造首义烈士祠,将这座平房与蛇山脚下大学校北区的其他建筑物一道夷为平地。现这片旧址已变成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

 “红领巾小学”在这座欧式平房开办后,首届两个班占用的是平房正中的两间5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原图书馆阅览室)。而平房两头还各有五间房,面积在12至16平方米之间,用作教师办公室、休息室和教学器材储藏室,其余房间在附小创办初期处于空置状态。房间内铺着枣红色油漆地板,平房地面高出屋外地面约1.2米,要上下五级台阶才能出入。

“红领巾小学”第二处校舍(1959.9-1960.7)位于大学校园内25号楼。据李静堂教授回忆,湖北大学成立前,25号楼是中南政法干校的教学楼。该楼坐南朝北,设计精巧,上下两层各有两间教室,一间教师办公室和一间储藏室,房屋外墙粉刷成乳黄色,人字形房顶覆盖着洋红色方瓦,它与北面形成陡坡,陡坡之上有坐北朝南的教工单身宿舍。此楼后因大学校园重新规划布局,重新建筑大礼堂(现首义会堂)的需要而拆除。

 “红领巾小学”第三处校舍(1960.9-1971.1)是大学校园内2号楼(现文泽楼)。该教学楼上下共三层,第一层有十二间教室,全部作为教室、办公室和教学器具储藏室使用,。第二、三层仍旧是大学原来的教室、实验室、陈列室、阅览室和资料室不变。红领巾小学迁移到2号楼时,该楼刚启用三年,无论是外观还是楼内墙壁和地面,看上去都崭新似的。

 1960至1961年,这座教学楼曾经有过大学、附中、附小学三个层面的教师与学生共处一年的历史(1960年,湖北大学附属共青团中学在第二层楼开班占用了两间教室)。红领巾小学搬迁至2号楼后,该楼房北面的泥土篮球场,也一度成为楼内大、中、小学共用的室外活动场地。红领巾小学在此地落脚后的几年时间里,四周最大的变化也就是北面这块泥土场地,有大学作后盾,很快上就装设和摆置起各种适合于小学生室外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改建成为适合于少年儿童体育锻炼的操场。

 

附录三

“少年先锋队”组建状况

 “红领巾小学”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于1961年6月1日正式成立,第一批少先队员是十来名年满九岁的首届班级学生(当时少先队入队最小准入年龄为九岁)。

 笔者回忆,第一任少先队辅导员由教首届学生的数学老师冯杏仪担任。第二任少先队辅导员由潘志卿老师担任,据潘老师回忆,1961年秋季开学,她刚从实验师范学校毕业分到“红领巾小学”就与冯老师交接手这一职务,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之后,她将小学少先队融入到地方教育系统少先队组织的大家庭之中,从此开始参加市区少先队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第三任辅导员由1962年从华中师范学院中师班毕业的严顺珍老师担任。第四任少先队辅导员则是1963年高中毕业、1964年从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速成进修毕业的刘祖雄老师担任。

 在前后几任辅导员积极努力下,“红领巾小学”的少先队组织迅速发展,学校组大队,年级各班设中队,班内小组设小队,少先队活动丰富多彩,与本地市区教育系统少先队组织往来密切,少先队员们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蓬勃向上。

 “红领巾小学”少先队组织对少先队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学生们入队之后,上学必须系上红领巾,少先队队干部必须佩戴相应的臂章,否则不得进校上课。当时凡有少先队组织的班级,在课外活动时间一律以少先队组织形式开展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领巾小学的少先队组织与其他小学一样,因红卫兵运动而停止其正常的活动,小学生们从脖子上摘下了红领巾,取而代之的是在孩子们臂膀上别了红小兵臂章。

 据最后一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刘祖雄老师回忆,随着文化革命的形势需要,学校由“红领巾”变为“红小兵”,这也是为了让学习好、守纪律、努力向上的孩子们有继续佩戴红领巾时的那种自豪感、荣誉感和上进心。而红小兵是由各小学自己组织的,既没有少先队那样严格规范的组织体系,也没有制度章程。“红领巾小学”的红小兵组织实际上形同虚设,存在时间很短,没有单独开展过任何特定的组织活动,并随学校撤销而自然消亡。

 

附录四

“红领巾小学”教学实践

 根据小学教学大纲安排,小学高年级学生开始学习自然、地理知识。“红领巾小学”之所以能开设这门课,因有大学物质的支撑,具有一定的教学设备或器材。“红领巾小学”的第一台显微镜,是从大学经济系实验室里拿来的,而开设天体自然教学公开课所使用的遮光窗帘,也是从大学实验室拿来的。不仅如此,“红领巾小学”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配备大量的自然课教学器材,如天文望远镜,月地运行仪、内燃机和蒸汽机剖面模型、幻灯片及配套的投影设备、自来水系统立体画面挂图,以及各种类型的多面几何体等,这都与大学实验室无条件供给有关。

 正是在自然教学硬件到位的基础上,汪守权老师通过模拟教学和实验活动,丰富了自然课的直观感觉,学生们在感性认识中很快接触到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如使用显微镜观察微生物和细菌、架设天文望远镜观看月球上的环形山和月食现象、利用煤油灯熏黑的玻璃片对着太阳感受日食现象等。

 在开设自然课的同时,学校还通过丰富课外活动逐步培养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如制作滑翔机模型,采集矿石和植物标本,并在教学楼前操场的西边,利用尚未修整的杂草地开辟菜园子,让孩子们参与种植栽培等户外实践活动。

 即使是在文化革命初期,学校也没有放松此类实践教学活动。据汪守权老师回忆,当年湖北大学在荆门漳河搞“斗批改”期间,“红领巾小学”老师带领高年级学生在2号楼东南侧汽车库旁的荒地上开挖平整出一块菜地,种植空心菜、辣椒等蔬菜,培育出蔬菜秧苗,并由专车送往漳河,为那里的教职工能吃上新鲜蔬菜和栽种蔬菜提供了帮助。

 

附录五

“红领巾小学”体育活动

 附小搬迁自2号楼后,“ 红领巾小学不仅在主课教师的配备与教学管理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而且也为学生们创造了优越的体育活动环境。

 在汪守权老师的负责下,仅用半年时间,教学楼前的那块泥土篮球场及周边的杂草地就被改造成适合于小学生锻炼和活动的小操场,既能作为小足球场使用,也能用于开展短跑、跳高和跳远等田径运动。操场上还架设了天梯、爬杆、单杠等体育器材,备齐了适合于少儿体育活动的跳箱、三羊、平衡木等,只要不下雨,学校就把这些可移动的体育器材摆放出来,供学生们体育锻炼使用。

 据汪守权老师回忆,校外老师来“红领巾小学”听课,每当见到学校的教学器材和体育活动场地,都表示羡慕,或多或少也带有一些嫉妒,有的人说得很直白“子弟小学嘛,那有什么可说的”。的确如此,小学体育器材清单上报大学主管部门,资金很快就能批复。此外,这些体育器材设计科学、结构合理、规格标准,质量有保证,是从广埠屯华中师范学院教学仪器厂订制的。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大学领导是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要人出人。

 汪老师清楚地记得:某周日,操场正在翻修,大学校长李光斗散步路过,在开挖跳高跳远用的沙坑旁,听到几位工友向汪提及周日加班费的事,李校长立即上前驳斥:“为自己的子女做事情还要加班费吗?”工友们都认识李校长,听得此话,也不好意思再提加班费的事。

 操场建好,配套体育器材到位后,附小体育规范化教学紧跟而上。汪老师作为主管体育的教导主任,在短期内使高年级大部分学生的体育成绩都能达标。

 1964年4月16日,“红领巾小学”召开了首届运动会,该运动会得到大学领导的高度重视,安排在南院体育场隆重举行。在开幕式上,大学团委书记肖庆焉代表大学党委和校领导到会祝贺并致词。在这次运动会上,田径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高年级学生,其后代表学校参加了武昌区小学生运动会,亦取得良好成绩。

 汪老师回忆这段历史时还特别提起,通过修建体育场地和配置体育设施、举办运动会、选送优秀选手参加本地区小学生运动会等举措,加快了“红领巾小学”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并且还为学校开展小足球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红领巾小学”的小足球运动开展的很频繁,高年级的几名学生足球踢得越来越好,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校外比赛,成为当地小学足球“盟主”之一。

 

附录六

“红领巾小学”文艺活动

 据刘祖雄老师回忆,他刚接手“红领巾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在参加市区少先队辅导员会议时,都会欣赏到由地方小学特别是重点小学选送的文艺节目,对此,他非常羡慕,为什么“红领巾小学”就不能拿出文艺节目一展风采呢?

 他将此想法向附小领导做了汇报,得到附小领导的积极支持。于是,他在组织学生们开展课外文艺活动时,便发掘全校有文艺潜质的学生,鼓励支持他们参加文艺节目排练和文艺演出。此后,“红领巾小学”也与其他地方小学一样,不断选送文艺节目参加市区教育系统的汇演。

 为贯彻当时的教育方针,老师在为学生编排的文艺节目内容中,不仅要让少年儿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还要与社会主流的政治形势相适应。文化革命开始后,附小文艺宣传队因学业宽松而逐步发展壮大,人员最多时达70多人。

 至此,从大学礼堂到露天场地,从工厂到部队,从城市中心到市郊农村,学生们天真活泼的笑容及其精彩的文艺表演,得到了大学师生、社会民众、解放军官兵、工人师傅和公社社员们的赞扬。

 附小文艺宣传队的精品文艺节目是自主创作,有造型剧《收租院》,京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以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选段,除此之外,还有配乐诗词朗诵、毛主席语录歌,以及由《忠字舞》改编的舞蹈《红花舞》等。

 器乐演奏和伴奏也是由“红领巾小学”组成的学生乐队来担当。而节目创作、编导和排练由刘祖雄老师全面负责,道具制作则由彭启兴老师来完成,教导主任汪守权老师担任着宣传队的总负责。

 

附录七   

“红领巾小学”教职员①

          丁乐君、王 黎、 方 巽、 刘 敏、刘鹤云(男)、冯杏仪、孙淑文、

          严瑞琼、陈 琛、李淑媛、张丽若、杨玉英、翁翠珍、周树奇、郭春晓(男)、梁锦荣、 

          韩印芳、虞  师、汪守权(男)、潘志卿 、魏秀琼、彭启兴(男)、罗玉华、严顺珍、

          邵文珠、彭晋渠、刘祖雄(男)、朱时婧、孟庆余(男)、刘素兰、陈梅英

    ①【注】在“红领巾小学”教职员中,包括了大学派往的干部、任教和代课老师,大学教职员配偶调入小学的老师,以及师范学校分配来的老师。

附录八

首届学生班主课任教老师

(语文老师为班主任)

1958-1959年(一年级)  语文老师张丽若、数学老师孙淑文

1959-1960年(二年级)  语文老师严瑞琼、数学老师孙淑文

1960-1961年(三年级)  语文教师梁锦荣、数学老师冯杏仪

1961-1962年 (四年级) 语文老师潘志卿、数学老师魏秀琼

1962-1963年 (五年级) 语文老师彭启兴、数学老师魏秀琼

1963-1964年 (六年级) 语文老师刘鹤云、数学教师魏秀琼

附录九

“红领巾小学”首届毕业生①

(按姓氏笔画排列,括弧中的为原名)

       女生:  于  平  朱新莹  李晓元(李小元)李晓静  陈新华

         张小曼  张少黎(李莉)  范桂芳  姚海琴  夏家芬

         谢繁云  蔡川车  崔瑞华

 男生:  毛  宏 (毛增建)毛青原  刘庆平 刘新华 吕文诤(王小灏)

        吕东民  朱育松  何建平 易中胜  吴小贤  郑苏新  胡  涛(胡五一)郎会刚 

        殷泽雄  谢若雷(谢毅勤)

    ①  【注】“红领巾小学”首届班级创建时为两个班,三年级后合并为一个班直到毕业,首届学生中还有朱北丽、金日哥、张海东、曾琦等同学,后随其父母工作调动而转学校;华师一附中员工子弟赵天德、熊巧中途因故提前离校;还有数位同学与后一届学生同年毕业。

 

    作者:毛青原,“红领巾小学”首届毕业生,华中电网有限公司首席法律顾问。

    本文刊载于《思园》杂志201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