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个革命者、共产党员的终身信条。
1949年初，我从河南大学南迁所在地江苏苏州，不远千里，历经艰险，辗转来到河南大学原先的校址开封，投向中原大学。
（一）
河南大学中文系的知名教授稽文甫，既是我在校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同乡和挚友，我原先见到他时不喊老师而喊“老伯”。他先我半年多参加革命，我从江南到达开封时，他已是中原大学的干部。他后来被任命为河南省副省长，但当时还属新干部，暂无领导职务。他见到我了解来意后，随即写了个条子，算是我参加革命的介绍信，让我到校部办手续。办事人员让我填个表，还说要经过笔试。表上有一个栏目是参加革命的动机，我认真填了“为人民服务”，在场的人笑着说，你从蒋管区来，在旧大学读书，也知道这个？我说，一到解放区我就知道了。当时的认识虽然浮浅，但是很真诚的。如果说当时是在口头上、字面上，那么随着在中大学习的深入，就逐渐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了。
我被编入第35队，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是校友们都熟知的。在学习的同时，常到街头作宣传，扭秧歌、演出《兄妹开荒》一类的短剧。我在苏州读书时，因时局不稳、课程不紧，常拉胡琴以解闷，没想到在35队派上了用场，让我为演出伴奏。再由于我还能识谱，所以队里教新歌也成了我的任务。想不到这竟成为我结业后分配工作的依据，安排我到文艺干部训练班四班学习，这同我当时保留的旧思想和对新的工作的幻想有很大落差，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接受并安心投入了。
在文四班集中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担负的文艺工作的方向，从此决定了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轨迹。
1949年底，我在文四班结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文联筹委会，进入正在筹建的省文联文工团。1950年3月，省文联新创办机关刊物《湖北文艺》月刊，我被调去学做编辑。从此，生活中历尽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但这个职业一直伴我到退休。我一直在用文艺作武器，努力用行动为人民服务，自愿尽绵薄之力，作无私的奉献，矢志不移，无怨无悔。
（二）
刚解放不久的湖北大地，文艺刊物的编辑力量和作者队伍都是较薄弱的。当时的省委、省政府领导，针对本省实情，要求文艺工作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尤以农村为重点；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尤以普及为重点；文艺为政治服务，具体化就是为农村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要想服务得好，就必须对农村及其开展的中心工作有所了解。我是一个初出校门的青年知识分子，又是初到湖北的外地人，对湖北的风土人情，尤其对农村地方的、农民的语言较为生疏，要想编好农民喜闻乐见、泥土味浓厚的刊物，难处不言自明。那时各级领导强调、同时也是我内心要求的是：尽力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自己服务对象的实际，同时达到当时要求的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从秋征、土地改革、复查、统购统销、办农业合作社、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等等，无一例外地全程参加，有的如土改、统购统销等，还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地点参加。刊物既要为运动服务，又不能停刊，后两次参加土改时，就是把编辑部搬到土改点上，以达到“编辑、运动两不误”。
很长的时间里，《湖北文艺》实际上就是“农民文艺”。那时的农民，尤其是我们作为依靠对象的贫下中农，有文化、识字的人不多，懂文艺的人更少，就连基层干部中懂文艺的也不多。刊物要表现农村生活，描写农民，尤其是提倡农民自己写自己，难度是极大的。能够抓出农民自己写的、能在刊物上发表的，那怕是很短小的作品，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通常是去到他们的住处，同他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常常是白天干活之余和晚上，同他们聊天，捕捉故事的情节、细节或唱词，及时把它们记录下来。少数有点文化的作者也会在纸烟盒的背面写上一些话，但错字、符号多多，需要细加识别后为之抄录，再加以修正补充。当年每个县都设有文化馆，配有干部作辅导工作，我们把他们当作“大编辑部”的成员，但辅导干部和刊物编辑毕竟不能划等号。每当直接或间接发现一个好的作品苗头后，编辑部只要有可能，都会派人前去帮助。那时的交通条件比较落后，除一部分县城可以车船代步外，其余都要长途步行。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招待所，通常都是自带行李，住到群众家的堂屋里。当经过艰苦努力，改出一个作品，冠以某地农民某某之名时，心中的愉悦真是不可名状。虽然有些作品，特别是篇幅较长、结构较复杂的剧本，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编者、辅导者为之记录、整理甚至重写的，但既不加上自己的名字，也从无去瓜分其稿酬的念头。不像市场经济的人与人的关系，处处向“钱”看。那时我们的待遇是“大包干”，每月有不多的津贴，但自己不管多难，还从未想到从农民身上捞点什么好处。有时在同他们的接触中看到他们比自己更困难，还要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湖北文艺》联系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业余作者。到1955年我调离《湖北文艺》编辑部为止，从纯粹农民成长起来并一直并未脱产的作者，有黄梅县的严亚楚、浠水县的魏子良、王英、张庆和等，长阳县的习久兰，麻城县的陈道信，宜昌市的黄声孝，等等。他们有的成为了全国作协会员，出了书，或在《人民文学》、《诗刊》上发表过作品；更多的成为省作协会员，在《湖北文艺》、《长江文艺》以及省市报纸上发表作品。他们同编辑部结下深厚的友谊。从这种友谊中，肯定收获不到一文现金，但也肯定是用亿万现金买不来的。
当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编辑工作美好的褒词，如“理发师”、“助产婆”、“为他人作嫁衣”、“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等等。我们这些当编辑的，平时也在学习创作理论，也有一定生活积累，但掌握的好的词句和情节、细节，都在编辑工作中用到别人的稿子中了，没打算独立创作什么，甚至在小组会上，还要深挖批判想写作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呢！
回忆这段往事，并无任何自我标榜之意。现今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对这种无比虔诚、乐于奉献不太理解，甚至嗤之以鼻，但当年就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媒体有位乐于奉献的人曾说：正因为自己认为是对的、生活中恰恰缺少的，所以才大声呼唤，以求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
（三）
解放初期的《湖北文艺》，是党的喉舌之一，是党用文艺武器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针对当时的农民劳动艰苦、文化有限，缺乏静坐阅读文艺作品的条件，因而《湖北文艺》以发表演唱材料为主，供应当时成百上千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需要，通过群众性的业余演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农民从中得到教育和提高。正由于农民群众需要，有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再加上众多的送书下乡的积极分子的努力，刊物在土改时期改为半月刊，每期仍发行达4万份以上。
1954年初，农村大规模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开始兴办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以发展农业生产。有的地方已开始由互助组向初级社升级。这对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来说是新生事物，对文艺刊物的编辑更是如此。互助合作需要文艺配合，鸣锣开道，而这时正由于大家准备不足，极少收到这类稿件。
这年，我在浠水县参与统购统销。我焦急地约请我的辅导农民作者的战友、浠水县文化馆辅导干部朱泗滨同志，商议组稿的事。他全力以赴，给以合作。他从文化馆挤出经费，作为农民误工补助，从全县精选出五、六个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分子（有人本身就是生产队长或互助组长）、又是农村剧团的演员，并有一点文化水平的人，在县文化馆集中。其间，各人畅谈各自互助组或生产队的新人新事，有什么趣闻、有什么新鲜话，漫无边际地交流，逐渐向某一情节靠拢，理出一个剧本的故事结构。后来又群策群力，把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梳理一番，最后由朱泗滨同志整理出来，定名为《生产队长》。剧本的初稿定下后，又趁热打铁，由他们之中的几个人排了出来，并由朱泗滨带领，到我的住户的堂屋里演练了一番。不久，朱泗滨同志复写出来，一方面寄给某些区乡，作为抛砖引玉，企图钓来更多的鱼，同时也交我带回编辑部，斟酌处理。
令人惊奇的是，我回到编辑部不久，接到朱泗滨来信，并附了一份浠水县报，头版头条登的是批评这个剧本的文章。由于时隔50多年，原话都不记得了，现在要用很大力气找来批驳，既无必要也不够厚道。但那篇文章是从政治上彻底否定剧本和某些作者的。浠水县报也算一级党报，在党报上点名批评某个作品或某个作者（说他是什么“兵痞”），这在那个年代是能够一棍子打死的。我看后纳闷：这个小剧本是一批纯粹的农民创作的，又是宣传互助合作优越性的，除了在我的住户家排练一下之外（服装、道具等全没有），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公开演出，可以说还没有产生过什么社会影响，作者为什么通过县报大兴问罪之师呢？
经朱泗滨同志告知，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干部，其爱人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他们就住在文化馆里。不仅朱泗滨，连我都认识他们夫妻二人。看了他们的文章，首先特别的为被点名批评的作者担忧。老朱和作者都寄希望于我，在省里设法讨个公道。
我为此向我的领导请示报告，领导派我到浠水县去，通过座谈、交流沟通，尽一切努力能让这些作者放下包袱，继续积极进行创作。但座谈会开了，我和老朱成了一方，那位作者夫妻二人成了一方，文化馆馆长保持中立，一言不发，最后没有任何接近之处。
我回来后，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我当时是编辑部的党员副主任，相当于现今常说的常务副主任。有些事情上我可以发言或作主，但对这个事我不敢决断，因而报请领导指示。当时，省文联、省文化局是合署办公，即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设有党组。经研究，认为那边是县报发的，就不单是作者个人的事了，如果在《湖北文艺》上发表批驳文章，会形成两个报刊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同时认为，《生产队长》的剧本虽然简单粗糙，但宣传互助合作优越性的倾向肯定是好的。几位农民作者，都是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复查运动的严格检验的贫下中农，更可贵的是他们兼有互助合作、文化活动双重积极分子的身份，是我们难得的依靠力量，我们绝不能消极地看着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省里写文章批驳县报发表的文章，会涉及两个单位、省县两地的许多人，而且不容易收场。比较适当的办法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为作品加工，充实其内容，提高其质量，然后在《湖北文艺》上显著发表，用发表的本身来表明我们对剧本以及作者的支持，也间接地回答了那位作者的批评文章。
我依照领导的指示，花了很大的精力，对剧本进行了补充修改，于1955年5月在《湖北文艺》上发表。为了避开矛盾，我没有再到浠水县同老朱和农民作者碰面。为了承担政治上、道德上的责任，在剧本的文首署上朱泗滨（笔名）“执笔”的字样，文后署上我（笔名）“整理”的字样。
剧本发表后不久，我于1955年7月调至《湖北日报》编辑部工作。据《湖北文艺》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发表剧本后，很快就收到在浠水县报写文章的人寄来的洋洋数千言的大批判文章，并又先后收到从《长江文艺》、《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转来的相同的文章。其矛头所向，除对剧本外，已指名道姓对着我了。听说《湖北文艺》编辑部的领导一如过去。采取“冷处理”，对寄来和转来的文章，既不发表，也不批驳，以免事态扩大。
显然，那位作者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一直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暴发出来。可以看得出，他是时时上心、不误时机的。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在有关我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中，那位作者批我的大字报占了很突出的位置，其用语显然是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众所周知，在那两个事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经常是不讲理的，他的大字报在我所受的猛烈的冲击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初和如今我都想不明白，我在省、他在县，在工作和生活上，我和他们夫妇没有任何直接的交往，谈不上有任何的个人的恩怨。我因工作关系，接触培养他们县的农民作者，这本来是个好事，并且我没有为此企求任何私利，怎么就成了他抓住不放、死命讨伐的对手呢？
1989年9月，由省老龄委、省委老干部局共同主办，由我经手创办并担任主编的《当代老年》杂志开始同读者见面。浠水县那位作者的夫人、即县文化馆的干部，向我写信寄稿、怀旧示好。我在回信时特地请她向其夫君转达我的问候。当时还没有宣讲“和谐”这个崇高的理念，但我已知道，人与人之间，特别同志之间，多一点友善，少一点无聊的恶斗，大家都把精力用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不是更好吗？
文章选自《岁月如歌》—校庆60周年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