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平口述 周苏展 孙云舟整理
我从1948年10月进入中原大学至今，在这个校园里已经工作、生活整六十年了，是学校党组织培养和教育了我。因工作原因，60年来，我参与和见证了学校发展中一些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
跟随潘老进中大
我原名叫沈继超，1946年在我18岁时考入蒋管区的西北农学院园艺系。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白区试点建团，在西北农学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我被发展为地下团员。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国内民不聊生，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反蒋、反美、反内战、反饥饿”。
当年8月，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镇压学生运动，要传讯我们学校的进步学生，其中就有我。地下党得知情报后立即通知我和几个同志移到了游击区—陕西省扶风县，在扶风游击队待了一段时间，后经地下党同意，由两个地下党员带着我们，经过潼关一直到了灵宝才进入解放区。解放区政府派了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已经解放了的洛阳，我们就住在洛阳市政府招待所。在食堂吃饭时，我们遇到了潘梓年同志和孟夫唐同志，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从华北大学、北方大学支援中原大学的十多位干部教师等。
当时，大家都在招待所一起吃饭，潘梓年同志看到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问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说要去北方大学念书和工作。潘老就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这么快，人家都南下，你们却要北上？别去了吧。我是中原大学的副校长，你们跟我走吧！”
潘梓年说，到中原大学你们愿意工作的就工作，愿意读书就读书。在潘老做工作的情况下，我和邱丹就决定去中原大学。中原大学的招生组正好在洛阳，辛光就是招生负责人，他听说我们要去中原大学，高兴的不得了。至今他还在说，当时在洛阳我先招了两个大学生，沈平和邱丹。
同行的其他四位同志中，有地下党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李继耕和他的夫人李玉湘，他们是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一起去了华北联大农学院教书；还有两位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一位叫杨景三，此前已经是西安电厂的工程师，就留在了洛阳，恢复洛阳电厂；另一位叫阎受琴，是学化学的，就到了宝丰酒精厂，为前线生产酒精，因为急需他们这样的人才。我和邱丹则跟着潘老和孟老，坐着大马车从洛阳来到了河南宝丰革命的大熔炉——中原大学。
前排右一为沈平，第二排右一为邱丹。
我和邱丹到宝丰后在中大八队学习。学校于1948年12月迁至开封，不久我就被学校派到开封参加筹建中原解放区学生联合会工作。邱丹作为中原大学选出的学生代表，参加中原解放区学生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学代会，同时作为中原解放区妇女代表和青年代表，在北京参加了青年代表会和妇女代表会，曾被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过，这个荣誉归于母校中原大学。
邱丹从北京回校后，就到中原大学一分部工作。南下到武汉后，于1951年被学校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53年研究生毕业，学成后她就在我们学校辛勤耕耘三十余年，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届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科联第三届委员……一路走来，默默奉献，直到1994年去世。
邱丹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她在延安的四叔和四婶的影响，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当我要被国民党迫害时，她毅然跟我一起投奔解放区，并用她的一生陪我走过几十年。她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敬重；文化大革命中，当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强制劳动，每天打扫学校的马路、厕所时，她受牵连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在每天参加完各种政治学习之后，依旧照料我的生活，她坚信我们党会实事求是，心中始终坚信我绝不是反革命，我从心里一直非常感激她。
我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武汉一解放，我们就南下，1949年5月，中原大学迁至武汉。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布了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并通过报纸公布了已经定下来的国旗国案。学校决定“十、一”校园一定要挂国旗。
我那时在政治研究室工作并任校俱乐部副主任，学校派我和校办秘书章键同志一起去购买国旗。当时要完成这项任务很难，武汉一时连红布都紧张了――当时没有现成的国旗可买，大家都照着报纸公布的图案去做。武昌这边是买不到红布了，我们只有过江去做。当时长江大桥还没建，我们俩是坐着小划子过的江。跑了几家布店才买到了红布和黄布。我们拿着布和报纸图案在民生路找到了一个裁缝铺，裁缝也没做过，我们就一起照着图样一点一点的比着剪，比着贴星星，用了整整一天，我们做了两面，晚上饿着肚子抱着国旗坐划子过江回到学校。
国旗拿回来后，大家看了都很激动很高兴。10月1日，校园里高高飘扬起了鲜红的五星红旗。武昌区也举行了庆祝大会，我们中大师生扭着秧歌举着标语去参加，队伍最前面高举着的就是我们做回来的五星红旗。这一幕已经深深的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那面旗帜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中，永远难忘那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
融洽的干群关系
1951年9月，中原大学第二批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学习的全体女同志与林山同志在北京的合影。
第二排左三为邱丹。
1949年5月，中大从开封迁往武汉。学校将校址选定在阅马场附近，这里曾是一个旧汽车修理厂。当时我所在政治学院的同志住在老一号平房（首义校区银杏树旁），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日本人在汉的一个医院旧址。当时没有条件消毒不严，我和几个同志来汉没多久就感染上了肺病，学校就要我们隔离治病。当年，治疗肺病链霉素是唯一的有效药，是进口的，要经卫生部批准才能给重病号使用。我们只能吃钙片。生病的同志都是普通干部，我们出院后，为了加强我们的营养，当年的教务长孟夫唐同志专门叮嘱，让我们这几个同志去与学校领导一起，到小灶食堂就餐，每天还提供两磅牛奶，中餐加一个猪肝汤。当时学校领导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和生活。
中原大学时期学校非常重视开展教职工文体活动，经常组织各类赛事，特别是在红五月，中大几个学院间就会展开友谊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政治学院与文艺学院赛九人排球，两个学院的院长林山和崔巍都在场上。我打二排边，林山打二排中，那一次我们政治学院队蠃了文艺学院队。那时候，学校领导与校内员工的关系是非常和谐，非常融洽。
1950年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我是1950年12月被批准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正因患肺病住在医院里，支部书记刘衷远代表政治学院通知我，组织上已经通过了我的申请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我激动的不行。这时恰逢护士查房，一摸我的脉搏吓了一跳：“哎呀，你的心跳怎么这么快呀？”我又不好说，看着护士跑去找医生，她怕我的心脏又出问题了。
1950年，学校评选劳动模范，我被评为政治学院的甲等劳模，当时胸戴大红花照像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在肺病没有痊愈的情况下，积极报名到广东参加了土改工作，担任土改团秘书。
五十多年后，我作为离休老同志，因工作做出了些成绩又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这份荣誉我同样珍惜。在我七、八十岁的时候仍能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并参与学校及省高校老年事业，继续发挥余热，这都源自中原大学时所受的教育，为我打下的良好思想基础。
甘当螺丝钉和革命的砖
在学校这六十年里，我干过很多工作，也曾换过很多岗位。我当过教师、当过工人（炊事员、清洁工），当过化学系副主任，也当过校办副主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过三病（肝炎、浮肿、闭经）防治办主任，60年代学校拟迁阳新，时任迁校办公室主任。文革后当过房产科代理科长，在经济研究所当过秘书、落实政策后当过图书馆馆长，我校世界银行贷款办主任，我校第一个校友总会任副秘书长……不论干什么工作，我都是认真对待并投入满腔热忱。学校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我带人从苏州买回来的，学校第一台复印机是我要到图书馆的。
1966年8月，文革初期我就被打成“李光斗、辛永信、沈平反党集团”成员，到农场劳动改造。现在回想起来文革中的劳动真是一种锻炼，我现在体质不是很差，这还得益于在农场三年的劳动。每逢双抢时节，我都要到厨房帮着烧火、挑水。崔场长还是很照顾我的，给我用的是一付小桶，即使是这样，挑满两桶水再加上扁担都有一百一十多斤。枯水季节要下到江底去挑，双抢时有一天挑了上百担水。吃的时候水里要放明矾在缸里净化一下。开始时每个月只能回一趟家，后来每半个月回家一次。劳动改造的好处是，让我结识了很多工人同志，群众观念更加增强，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1978年，由湖北省委宣布为我们平了反。平反后，学校把我调至图书馆当副馆长。当时恰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全国第一次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召开，我参加了。大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图书馆章程。会前北大、清华的图书馆长受教育部的委托，到汉征求意见，我当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很好、很有见地，全国召开会议时就邀请我参加。去之后，我就在会务组当组长，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我们学校当时是全国财经院校中唯一的一个委员单位。两年后，学校根据我的工作情况，任命我为图书馆馆长，一直干到1985年7月离休。
离休后，1986年财政部部属院校图书资料中心在北京成立，部里聘我为中心顾问，我曾三次参加了财政部组织的部属院校图书馆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检查评估，见证了我校在这三次检查评估中都被评为了优秀。
1988年，在学校40周年校庆时，全国各地已成立的校友会有40多个。到会校友纷纷要求成立校友总会，以协助学校与各地校友会和校友的联系。经过筹备，中南财经大学校友总会于1989年5月15日在深圳举行了成立大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30个校友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我被选为校友总会常务副秘书长，会后负责到教育部、民政部办理了社团登记手续。记得当时经民政部批准的大专院校全国性的校友总会只有几所。校友总会的建立，对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有幸在中南财经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工作了十三年之久，和办公室有关同志们一起先后参与组织了在桂林、武汉、佛山、深圳、郑州、北京等地校友联谊活动和会议，见证了各地校友对母校的热爱，给予母校工作的各种支持和关心。2000年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合并组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3年学校庆祝55周年校庆时才重新成立了新的校友总会。
1988年5月，经当时学校领导的同意并经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的批准，我参加了湖北省高校老年协会筹建工作。同年12月，协会成立，我被选为协会的副秘书长。协会成立后十五年经历四届换届选举，我每次当选，先后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参与协会的日常工作。同时我在学校老协被选为副会长。
在老年协会的工作岗位上，我见证了全省和我校老年事业的发展。高校老年协会在省委和省教育厅及学校党委的领导关心下，作为高校离退休老同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群众组织，在维护学校大局和社会稳定方面、在协助学校党委落实离退休教职工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维护离退休教职工合法权益、开展“六个老有”活动、服务离退休老同志晚年生活方面起到了纽带作用。我为在离休后能继续在高校老协和学校老协为老同志们服务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荣幸。
总之，在离休后我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感谢从进入中原大学60年来党组织和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毕生热爱这所学校，真心希望她越办越好，为祖国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我与思园
20年前学校40周年校庆前，为了纪念我们学校的创建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元帅，学校决定在校内建思园，为陈毅同志塑像。我当时是校庆办副主任，见证了这在我校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当时为中央领导人塑像须经中央批准，学校经湖北省委批准后，我就通过一位校友——时任新华社总社宣传部部长的关君蘅找中宣部，中宣部于1987年10月8日发函（[89]095号文）批准同意后，我通过校友请美术学院的教授来设计。然后跑铸造需要的铜，先是学校打报告，经钱运录同志同意，再到省计委批指标，联系汉口的一家铸造厂……为了真实再现陈毅同志的风采，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有关陈毅同志的资料，有各个时期的照片、诗词等，当时我都有点痴迷了，路过大东门时看到书摊上有描写战争年代陈毅同志故事的小人书，马上买下来，一并送给设计人员，并给他讲我们学校的历史，谈中原大学是怎么创建的。
塑像由校友林兴识和王文儒捐资修建。当时大家是集思广益，为安放陈毅塑像的地方起名，最后采纳的郝侠君同志的提议，叫“思园”。我参与了思园的整个构思和布局，在思园立一块诗碑，上镌陈毅同志诗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是我的建议。刘西乾同志请李先念主席题写了陈毅碑名。“思园”二字是何盛明校长题写，陈毅塑像座上的文字说明由赖世和同志起草，方巽同志书写。于1988年元月15日，学校在思园举行了陈毅塑像奠基仪式；1988年10 校庆四十周年庆典时，在思园举行了隆重的陈毅塑像揭幕仪式。
1988年春夏相交时，设计人员拿出了几个设计方案，经学校党委多次研究，定下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方案。最后定稿由我送到北京，征求陈毅同志的儿子陈昊苏的意见。
陈昊苏是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我先用电话联系，被秘书挡了驾。我就到财政部去想办法。财政部人教司外事处处长叫祝桂英，听说后告诉我她与陈昊苏是同学，她当即跟陈昊苏打了电话并约定了我们见面的时间。我找到了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何盛明校长，带上校党委会上通过了的方案，到陈昊苏家。去后，告诉他，我们学校正在筹备四十周年校庆，向他介绍了中原大学筹建时期的历史，他非常同意在校庆之际为父亲塑像。
此趟北京之行，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到陈昊苏，通过他请邓小平同志为学校题写校名。请小平同志题辞的信是副校长张庚秋起草的，经学校党委同意后，我打印好了随身带着。跟陈昊苏说了后，他说他负责办好这件事。陈昊苏把我们的材料和报告都转至邓办，邓办主任将报告给小平同志看并请他给我们题写校名时，小平同志说：“这个学校我知道。”并欣然挥毫，写下了我们学校的校名，随后，通过邓小平办公室给学校寄了过来，小平同志题写的校名原件现存放在校档案馆。小平同志为我校题写校名，极大地鼓舞了学校教职工办好学校的积极性。
“思园”景观最能说明我们学校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学校应该把思园作为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维护好、管理好。把革命的优良传统在学校一代一代的永远传下去。
文章选自《岁月如歌》—校庆60周年回忆录
